1997年2月19日午夜到次日清晨，是沈阳日报社新闻出版任务无比紧张的一个夜晚。

　　2月20日零时36分，当日见报的版面顺次下版，等候印刷厂相关部门发排胶片，晒PS版，印刷，发行。“上班啦。”同志们人山人海地走出办公室。

　　时势部的编辑实时关注最新的国际、国际重要新闻。望着陆续走出办公室的同事们，我头脑中曾有一闪念：“电务科的收报设备从22时40分到如今，近三个小时一篇电讯稿也没有收到，讯号也正常，会不会还有突发事情？”

　　虽说总编辑责成我统筹担任日班报纸出版零碎事宜，但我没有理由等到新华社电讯稿截稿后，再签署“下版付印”四个字，也不能每天请示总编辑能否“下版付印”。事先每天《沈阳日报》印刷28万多份。清晨8时之前，要送到订户手中。按规则，午夜1时不能签署“下版付印”，我就得签署最初一块版的“实时下版工夫”，并注明“报纸下版晚了”的缘由并承当责任。

　　此时倍感肩上担子繁重。“我走了，有事再通知我。”1时40分左右，我推开电讯科的门对值班的同志说了一句话，忐忑不安地走出报社大门。

　　回到家翻开电视，看地方电视台四频道的“中国新闻”节目，也没有解开新华社为什么三个多小时不发稿的谜。“铃、铃、铃……”电话铃声骤响，惊醒了一家人。鞍山、营口、辽阳、锦州等报社的日班同行，不谋而合地来电话讯问：沈阳和北京的电讯线路能否疏通？新华社为什么长工夫不发稿？为什么不截稿？能够还有什么事儿……其实，他们问的事儿也是我的疑惑。

　　夜静天寒，报社院里印刷厂印报车间灯火透明。

　　2时20分，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办公室，给新华社挂电话，除了原告知讯号正常之外，没有失掉我称心的答复。自1981年做时势部编辑任务到1997年，16年工夫我没有遇到过新华社这么长工夫不发稿，也不截稿。我似乎预见到要有严重的新闻发作……

　　我再次操起电话挂通北京新华社值班室。此时是2月20日清晨2时30分。20日见报的后一叠8个版PS版，正在印刷机上等候调试、印刷。当年，报社印刷设备无限，报纸印数加大，报纸要分两次印刷。后一叠的8个版是白昼下版的，马上就要印刷。

　　“嘟，嘟，嘟……”电话占线，办公室墙上的电子钟显示的工夫是2时40分。

　　白色的秒针一跳一跳的，工夫走得真快，再过一会儿报纸就印出来了！我握电话的手沁出了汗。

　　好不容易电话通了。对方是新华社中央室郭淑菊教师。电话中，我说2月20日的《沈阳日报》行将付印，新华社还有什么稿子待发？中止印刷值不值？郭教师没有同我持续谈下去，也没有婉言相告待发的新闻是什么，她说：“你是十分仔细的人，你等的音讯值得，我置信你。”

　　瞬间间，紧张的心脏仿佛凝滞了，我在语塞中放下电话，连一句“谢谢”也没顾上说。稍愣了一会儿，我拨通了报社印刷厂的外线电话：“20号的沈阳日报，白昼下版的暂时停印，将一切的下版样送到日班总编室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？出了什么状况？”

　　“我也不清楚。”我不是不清楚，是不能说清楚。

　　“那明天的报纸，可就全晚了。发行的车都等着呢。”

　　印刷厂的人不情愿报纸晚，再次和我谈危害。

　　我不再解释了，说：“我也不情愿晚印报。你就听我的吧。抓紧工夫派团体把一切的下版样送给我。一切机台上的人全都休息。”

　　墙上的时钟指向2时52分。

　　我边阅读曾经下版的大样，边打电话向总编辑汇报与新华社通话的状况，以及我剖析的能够播发的稿件内容。总编辑语气消沉，向我布置了宣传报道的详细事项。之后，我告诉电务科的同志守旧两台传真接纳机，随时预备接纳新华社发来的传真照片。

　　“好几个小时了，稿都不来还能有传真吗？”电务科值班的同志说。

　　“不论有没有，先做好预备。”我心里想，一会儿有了音讯一定会有图片。一旦发了音讯又来了图片，后半夜一团体值班能够忙不过去。尤其是传真图片接纳不好，再要求新华社重发，一定会影响出报工夫。

　　突发事情是指突如其来、不期而至的事情，是人们无法意料的，甚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。通常表现为对社会和人们消费、生活发生较大影响的变故和灾祸。做好严重突发事情的新闻报道，既是新闻媒体应实行的社会责任，也是新闻业务任务的重要要求。作为时势部的主任，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置好国际和国际重要新闻，尤其是国际外的严重突发事情报道。日班编辑都晓得等稿的味道，尤其是后半夜等候信息不明的稿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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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日3时4分，新华社播发了有关邓小平同志去世的新闻目录。3时8分，播发了《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》；3时18分，播发了《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(第一号)》。

　　手握电讯稿，含悲忍痛。邓小平去世，这是我担任时势部主任12年来，报道的最大的严重突发事情。

　　巨星陨落，江河呜咽，大地哀号，举国悲哀。沈阳日报社日班新闻出版零碎的全体同志怀着极端沉痛的心境，全身心肠投入到报道吊唁邓小平同志去世的任务中。

　　20日3时30分，出报零碎各有关部门的同志陆续到位开端任务。印刷厂轮转车间的同志将上半夜下版的付印大样送到日班总编室。得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的音讯后，我的心境格外压制。走出办公室离我们也正在做着心目中属于未来的事业，那就是通过互联网金融创新，不断完善人与金融、货币之间的关系，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最好的金融服务 。开报社大院，眼望星空，整理一下心情。回到办公室一个版一个版，不漏一条音讯，不漏一幅图片，将社会责任感和宣传报道责任感联络起来，从而抖擞肉体，鼓励本人努力完成这项报道义务。

　　《沈阳日报》是中共沈阳市委的机关报。它的版面是新闻的载体，它表现了本报对新闻事情的态度，是本报贯彻地方肉体、沉痛吊唁小平同志的详细表现，也是沈阳人民思念小平同志的内在表现。我默默地想，一定布置好版面，编辑好新闻，告慰小平同志。

　　我们大幅度地调整了报纸的版面。

　　20日清晨5时多，一版的版面排好。我再次打电话向指导汇报。

　　6时，报道“邓小平同志去世”的《沈阳日报》一版下版付印。

　　7时40分，《沈阳日报》开端印刷，走在沈阳同城纸质媒体的后面。一版的版面布置同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一样。

　　全国乃至辽宁有的地市报纸，当天由于没有留意到新华社能否截稿，招致依照素日下版工夫印报，漏掉了邓小平同志去世的严重新闻。而省内鞍山、营口、锦州、铁岭等地的报社，失掉沈阳日报信息的，都精确、及时地报道了邓小平同志去世的新闻。专程派车来沈阳日报社的几家报社，还带回当天一版见报的胶片，为疾速印刷报纸争取了工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