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年前油印的《滴翠》杂志。　　本报记者 孔祥武摄

看到本人30年前在《滴翠》上的诗作，李炼既惊又喜。　本报记者 孔祥武摄

　　小镇+青年+文学社=？

　　在“人人以文学为荣”的上世纪80年代，广袤乡村衰亡有数文学社。成立个文学社，似乎泥土就分发着芳香，理想闪烁起光辉，脚踩大地的乡村青年仰视星空，心中念着诗与远方。

　　骨感的理想撞击着饱满的理想，且不说那些“成立之日即死亡之时”的乡村文学社，即使是左冲右突留上去，经过光阴浪潮的淘洗，还能活得有个样子的，寥若晨星。

　　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上，有这晨星中的一颗滴翠文学社。成立31年来，文学社历经4任社长，会员200余人，其中1人获范长江旧事奖，11人参加重庆市作协；创作宣布、出版文学作品5000余件，其中长篇小说13部、中篇小说40余部，80余篇支出各种选本，有的登上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星星》《延河》等文学期刊。

　　基于此，青木关镇被重庆市作协命名为“农民文学创作基地”。

　　这个距沙坪坝区政府33公里，辖2个社区5个村，户籍人口仅2.7万，加下流动人口也就6万多人的西部小镇，缘何能挺立这样一个文学社？

　　作家是讲故事的人，滴翠文学社的乡土作家也不例外。往常，他们跟随着乡土中国向古代中国转型的进程，大都在讲他人的故事。阳春时节，我们约请几位当年的文学青年、如今的文学中老年，讲述他们本人的据守与窘迫，讲述他们用命运书写的文学情缘和被文学书写的人生命运。

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17年03月31日 16 版）

　　星 火

　　“他的稿子要能变成铅字，我拿手板心给他煎鱼吃”

　　他不习气“城里的空气”，虽然在郊区有单位分的房子，但一直住在几十公里外的青木关镇上；他“大器晚成”，40岁时由镇文明站长被破风格入重庆日报社，11年后摘取范长江旧事奖，为重庆旧事界第一人；他坚持当“田坎记者”，谢绝报社选拔他当指导，二心一意跑“三农”，先后中选党的十七大、十八大代表。

　　他就是罗成友，往年64岁，个子不高，腰杆挺直，双目炯炯，虽已两鬓染霜，仍奔波区县乡村采访，署名“本报记者罗成友”的报道仍罕见诸重庆日报，可谓重庆最高龄的一线记者。虽然他已退休，普通状况下不能再署“本报记者”，重庆日报还是给了他这份殊荣。

　　罗成友还有一个身份：滴翠文学社第一任社长。从300多公里外的云阳县采访归来的那个下午，他从上午的采访者变成了采访对象：

　　我是青木关镇关口村人，“文革”时期上的初中，喜欢写东西。有一次学校组织拉练，步行去红岩村观赏，回来让每个先生写作文。后果语文教师在我的作文本上批：作文还是要本人写，不能剽窃。那一刻，我既感到冤枉，由于一字一句都是本人写的，也感到自豪，由于他的批判也可以“了解”为表扬。

　　由于家庭成分不好，我就没上高中，初中毕业回家务农，在消费队种喂猪的牛皮草。后来重庆罐头厂要来青木关开展，需求蘑菇当原料，消费队布置我去镇上种蘑菇，当蘑菇技术员。

　　到了镇上，有条件看到多种报刊。有空的时分我就写点东西，两年写了40多篇。那时有的报刊不必会给你退稿，虽然一篇都没宣布，但退稿信接了一堆，搞得单位尽人皆知。这时，一个指导面前说：“他的稿子要能变成铅字，我拿手板心给他煎鱼吃。”

　　说假话，屡投不中，我也计划洗手不干了，但别的同事转告我的这句话，深深刺痛了我。我暗下决计，一定要写出个名堂来。当我写到60多篇的时分，终于有篇五六百字的影评变成了铅字，发在区电影公司主办的四开小报上。

　　后来，我在温室成功培育出香菇，这在重庆是最早的，兴奋得搬起香菇就往镇上的照相馆跑，抱着香菇拍了照，将照片和音讯一同寄给重庆日报。三天后，重庆日报在第二幅员文并茂刊出，这是我的第一篇旧事稿，从此一发不可拾掇。

　　1984年，青木关要成立文明站，由于我宣布了几篇文学作品，也有一些旧事报道，小有名望，指导就让我当文明站长。事先的青木关属于巴县管，巴县师范学校、巴县四中等坐落在这儿，公教人员多，文明气氛浓。往前追溯，青木关也有文明底蕴，远的不说，抗战时期，重庆是陪都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在青木关办公，地方国立音乐院在此办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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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很快涉及我们这个小镇。事先巴县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员郭永明、凤凰小学的王新觉、青木关教办的陈鲜明、陶瓷厂工人李炼等人，都是文学的追求者。后来，郭永明、王新觉成为文学社的第二、第三任社长，陈鲜明很高产，李炼则成了我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同事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　　于我而言，1986年1月18日，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青木关地域42名文学喜好者，包括10多名青年农民，聚集在文明站那间破旧的屋子里，无记名投票，经过了文学社章程，选出了理事。由于我既是一位文学喜好者，又是文明站长，难以推托地被推举为首任社长。

　　这个文学社的家可不好当：没有一分钱的经费，没有一块登载作品的阵地，更没有专职的任务人员。于是，大家商定：经费，每位会员每年交两元会费，一年有80多元来买纸张办刊物。靠着一块刻蜡纸的钢板，一部文明站的油印机，文学社倒闭了，我们办起了每月出一期的《滴翠报》，每季度出一期的《滴翠》文学杂志。杂志出了10年，报纸至今仍在出版，第四版是副刊。

　　给予这个文学“婴儿”呵护的人太多太多，尤其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社会的关爱。为鼓舞文学社会员创作，青木关种花专业户钱发科、餐饮集体户周丽华、私营企业主苟正义，先后为文学社设立了“滴翠文学奖”和“滴翠旧事奖”。钱虽不多，总共几百块，但在贫苦的日子里，几块钱奖金也是莫大的鼓励。

　　“有个成绩我不断没搞懂：钱发科文明水平不高，事先为什么拿出钱来资助文学社？”发此疑问的是青木关镇党委书记王泓维，这位70后干部也是一位“文青”，初中时就写过得满分的作文这篇作文的扫尾是：“物质上，我知足常乐；肉体上，我不知足常乐。”他转战过4个乡镇、街道，唯独青木关有家文学社。

　　当记者将王泓维的成绩转达给74岁的钱发科时，这位青木关的首个万元户，已对当年资助文学社的动因记不太详细，只是说：他们宣传坏人坏事不错。

　　翻开罗成友的剪报，一篇宣布在30年前《重庆工人报》上题为《小镇上的文学奖》的文章，有王泓维要找的答案：

　　那是初冬的一个上午，也是在这间办公室，老钱走出去，屁股还未落座就问道：“罗教师，听说你们组织了一个滴翠文学社，是吗？”

　　“是呀！”

　　“有哪些人参与呢？”

　　“都是我们这个小镇上的工人、教员、干部，还有农民，你也喜欢文学？”

　　“不，我文明低，与文学没缘，我想了很久，想为你们设立一个文学奖，为昌盛文学创作出点力！”

　　眼前这位朴实、憨厚的农民，转眼间就令我刮目相看了，我忙拉住他的手：“感激你对我们这个小镇文学社的支持……”

　　1991年，罗成友由乡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。1993年，他被破风格入重庆日报做记者至今，不断从事“三农”报道，“我能获得后来的成果，跟在文学社时养成的习气分不开，既要感性考虑也要抽象思想，这样写的旧事报道才有洞察力和可读性。‘三农’旧事长在土地里，我要为农民写一辈子，直到跑不动为止。”

　　守 望

　　“没有分手时的那首诗，女冤家就成不了妻”

　　初中毕业，中缀写作20多年，60多岁重新拿起笔，用时6年，出版4部长篇小说如此励志故事的主人公是滴翠文学社现任社长李承萍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重庆青辰电器仪表无限公司董事长，眼下正忙着准备本人的七十大寿。

　　李承萍是土生土长的青木关人。一次战友会上，他即兴写了一首《工农兵之歌》，“战友们觉得我能写诗歌，何不写一部自传，他们的建议犹如醍醐灌顶，激起了我重新写作的热情。”

　　“童年时代度荒，先生时期回乡，青春年华扛枪，中年方始经商”，李承萍以本人这4段人生阅历，创作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《人生》。之后，李承萍写上了“瘾”，又陆续推出3部长篇，3年前成为滴翠文学社第四任社长。他的公司去年销售额6000多万元，是青木关镇的规模企业，日常运营交给儿子打理，李承萍称得上“既有钱又有闲”。当然，出版这几本小说也花了一些银子。“如今不少人当得了作家出不了书。”他坦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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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青木关镇小学教员秦开勇是滴翠文学社的秘书长，也是文学社的壮劳力，担任编辑每个月的《滴翠报》。他父亲当年在青木关供销社任务，母亲是乡村户口，自幼随父母住青木关街上，初中毕业后考上巴县师范学校，毕业后不断在小学任教，在小镇过着小日子。

　　作为文学社“年老的老会员”，44岁的秦开勇既是参与者，也是见证者：

　　我和第二任社长郭永明一样，青木关生，青木关长，小学、初中、师范都是在青木打开的，对乡土的酷爱显而易见。从小就喜欢写，初中时写了首诗，在重庆市获了一个奖，教师觉得孺子可教，便引荐我参加了滴翠文学社。

　　考上巴县师范后，又在学校里遇到郭永明教师，他既教语文，又是滴翠文学社的主干，发现了我的写作专长。事先郭教师在校内还组织了新芽文学社。那时青春年少，写作激动很激烈，一天可以写好几首。读师范时期，我团体就在新芽文学社出了3本油印诗集。

　　应该说，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。当郭教师接任滴翠文学社社长后，为维持文学社的运转付出了非同普通的辛劳。他当了12年社长，编了12年《滴翠报》，开端印1000份，后来增至两三千份，从油印到彩色到套红，最初开展到彩印。他常说“我把编报纸当作生命”，那时排版、校正都是手工操作，有时为了改一两个字都得往复几十里路。他既编又校，还要取报送报，本就是八九百度的高度远视，这样一来双眼近乎失明。你们来采访，他都要走到近前跟你们打招呼。

　　成立文学社不易，办好文学社更难。滴翠文学社成立30周年的时分，第三任社长王新觉的一段话让人深有同感：一个家或兴或衰实难料定，但只需这个家不倒不散，一家人勾结分歧不离不弃，任何风雨困难都不能阻挠。

　　“无论再难，都要再坚持一下，永远不能放下手中的笔。”这是老一辈的文学社会员给我的教导，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。我师范毕业后被分到一个山区村小任务了5年，路途不通，从青木关走过来要一个多小时。在学校里遇到一位女教员，她喜欢文学，我喜欢写作，渐渐相知相爱了。

　　那时乡村小学教员的待遇很低，山区村小的男教员更不受人待见。她的家人坚决支持。快要分手时，我给她写了一首诗，写得缠绵悱恻，设身处地为彼此着想。她投给重庆播送电台的一个栏目，很快就播出了，那晚我们听着听着都哭了，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力气能阻止我们在一同。没有分手时的那首诗，女冤家就成不了妻。

　　写诗不只能博得芳心，还能富有人的肉体。在物质社会，由于有了文学，有了创作，内心是丰盈的、安静的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在伟大生活中走进文学这方天地，可以让人不那么急躁，不会太深谋远虑。

　　“我如今的创作量也不大，简直全凭兴味，一年有四五十篇，能宣布20多篇就不错了。”懵懂的先生时代，秦开勇写作的主题带有罗曼蒂克颜色，参与任务后，多了对团体出路的担忧，如今则更关注理想生活中的人和事。

　　让他这个文学社秘书长稍稍忧心的是：“老一辈正在老去，年老的文友在哪里？”

　　不 屈

　　“专业作家需求体验生活，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本性出演”

　　张儒学是滴翠文学社“年老的文友”。年龄上他是60后，30多年前就开端宣布作品，诗作还上过《星星》，但他的“社龄”要短一些，2004年才入会。

　　出生于重庆大足区农家的张儒学，高考落榜后成为“北漂”，在北京漂了两年后折返家乡，在县城《大足报》打工数年，后大病一场，觉得写了10多年，一事无成，心灰意冷。2000年，他随老婆到青木关镇一家汽摩配件企业渝凤涂装厂打工，决意和文学说再见。

　　在青木关6年，张儒学非但没和文学分手，反而再续前缘：

　　来青木关打工就是当前不想再写了，写了这么多年也没什么用，两个孩子都在老家上学，得好好挣钱养家。那天在厂门口，我偶尔看到一张《滴翠报》，看了看副刊，觉得还没我写得好，就想写一篇。目的很单纯，挣它20元稿费，买两包烟抽。

　　事先身边没稿纸，我就捡了些废纸。宿舍里没桌子，好在工厂里四处都是工人喝剩的啤酒箱，捡来两个，下面放张木板，我本人也坐在一个啤酒箱上。早晨6点上班开端写，12点写完，清晨3点起来改，周末贴张邮票就寄了出去。

　　写的就是你们手中散文集《照亮我人生的那盏灯》中的《采茶》一文，文中那句话，“我环顾周围，头顶飘浮着蓝天白云，身旁萦绕着还未散尽的雾，再抬头一看，山下便是我们打工的小镇，虽然看得见，但却听不见那冗杂撩人的喧嚣声了，无拘无束地在另一片天地里游历”，是事先心境的写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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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投稿几天后，接到《滴翠报》编辑的电话：“这篇散文写得不错，可见功力不普通。从稿子的质量上看，你至多在文学创作路上跋涉过10年。过几天，我们滴翠文学社的文友们会登门访问。”

　　我心想：他真有眼力，从一篇小稿子上就能看出我的功底，一定是内行。不过，也没太把这事放在心上，说白了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外地来这镇上的打工仔，他们能够只是随意说说而已。

　　没想到的是，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，曾经退休的郭永明冒着40多度的低温，满头大汗地离开我的宿舍：“我去厂里找你，说你曾经上班，为表示诚意，我登门访问，我们文学社请你吃顿饭。”

　　望着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的郭教师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惊喜：我10多年来不断被厂里的老板，不断被家人，被四周的许多人以为写的是“没用的东西”，终于被人供认，被人以为我这个干活不如他人、只会写几句的人，竟然是“人才”。

　　王新觉、秦开勇等文友都在青木关那家最好的酒店等着，要了好多菜，这是我来青木关打工的3年中，独一一次被人宴请。从那当前，我与这帮文友常常深化到厂矿企业体验生活，再也没有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孤单与怅惘。

　　有时没钱打印稿子，王新觉说：你虽然去打，钱的事我们来；过年没钱，郭永明给我送来600元；厂里没活干了，郭教师带我去他的冤家厂里，硬让他收下干了两个月……是滴翠文学社重新扑灭了我写作的愿望，也切实在实改动了我的命运。

　　我将在青木关写的一些散文结集《流浪情怀》出版，2006年，家乡大足区文广新局指导看到后，把我调到局里下班。后来我在大足买了房，当过几年大足作协副主席，现任大足区文明委员会宣传科长。十全十美的是没有编制，仍是乡村户口。老婆每天都在大足城区摆摊卖煎饺，我每晚11点半去帮着收摊。我的下一部小说就预备写农民进城，写回不去的故土融不进的城。

　　专业作家需求体验生活，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本性出演，写出来的都是有土壤有根的东西。文学创作就像种庄稼一样，有没有播种都要种。梦想还是要有的，真希望本人的作品有一天能获重庆文学奖。

　　年岁渐长，和以前相比，心态也有了变化。以前恨不得让全世界晓得我是作家，如今不想让人晓得本人还在写作，甚至有时觉得写作是件可耻的事情，由于我们的写作在世人眼中不赚钱。写，还是不写，这一直是一个成绩。我们大足区作协的会员，除了先生，40岁以下的已屈指可数。

　　假如说张儒学是滴翠文学社走出的“打任务家”，陈鲜明则是“官场作家”。

　　陈鲜明的妻子是青木关人。1982年，32岁的他离开青木关，先在回龙坝中学当教师，后调入青木关教办，在滴翠文学社最早的一批会员中，陈鲜明属于高产型。

　　“写而优则仕”，很快陈鲜明被调入事先的巴县县委组织部，从事党员电化教育，那时期接触了少量的乡村先进典型。3年后他给一位县委副书记当秘书，旋即任县委办副主任，后又相继担任县委政研室主任、巴南区房管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，“这时期接触了少量官场方面的东西。”

　　在青木关5年，工夫不长，但对陈鲜明来说，这是他60多年生涯中，值得回头看看的中央：

　　最近检点我在青木关创作并宣布的豆腐块，不到30篇，大都是即景之作，偶有获奖者，也是“将就”上去的。1987年底，我到巴县县城营生，由于要端好饭碗，要服侍好头儿，与青木关那伙做着文学梦的弟兄姐妹们联络少了。虽然身不在青木关，但我仍将本人每年创作宣布作品状况通知他们，尽能够参与个人活动。我是在滴翠文学社照顾下持续做文学梦的，也是在《滴翠》支撑下坚持堆码文字的。

　　虽然文学改动了我的人生轨迹，我也算比拟高产，但从写作技巧讲，我以为本人还没有领悟写作的真理，驾驭不了古代的创作技法。假如当年无机会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视野能够会更开阔。我选择扬长避短，出生在乡村，当过教员，做过基层干部，深知生活的悲欢离合，熟习百姓的欢乐忧伤。

　　扎根这块生于斯、善于斯的土地，历来都是我停止文学创作的第一要义。我要是不到房管局任务，没参与拆迁的话，就写不了长篇小说《大拆迁》。我要是当年没接触少量的乡村先进典型人物，就写不出长篇《农民代表》。胡编乱造的作品，也许能在小圈子里夸耀，但无法让社会群众买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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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今，让人揪心的是乡土文学后继乏人，投入缺乏。有的区县一级作协，一年的活动经费只要5万元，40岁以下的作协会员，可以在区县一级刊物宣布作品的，缺乏10人。假如文学创作处理不了油盐酱醋茶，处理不了妻儿的吃饭穿衣，那就很难可继续。

　　根 系

　　“寻梦而去，哪怕走坎坷险径”

　　“文学社并非好事多磨，两头有几年活动不多，甚至有时就年底搞一次活动。”青木关镇文明效劳中心主任龚国忠坦言。当他将油印的《滴翠》推给老会员李炼看时，他立马抓过手机来拍照，并且勇于“自黑”：“想不到我当年还写过这么‘可耻’的打油诗。”

　　虽然已多年不必“浩陵”这个笔名，李炼还是一眼认出了本人30年前的旧作《立秋》：

　　他和她/打去年年底，就承包了队里的那二亩水塘/他在塘里种下了荷藕，种下了希望，她在水中养上了鱼儿，符上了挂念……/立秋刚过/他种的荷，满塘碧绿碧绿的，还有几朵迟开的花在对着她笑呢/她养的鱼呢？白粼粼的，在荷叶下高兴地正听着他的耳语呢/他和她/他们的那片情呢/他们的那颗心呢/也随着这歉收的日子，熟了，甜了……

　　“那时我是青木关陶瓷厂的一名青工，二十出头，如今已生华发。”如今《重庆晨报》任务的李炼，思绪回到30多年前：

　　高中偏科，高考落榜后上了两年技校，就到青木关陶瓷厂当工人，在那儿任务了6年。那既是我终身中最美妙的青春年华，也是我人生的低谷生活的不如意，任务的不顺心，高强度的膂力休息却只能换来微薄的支出。出路有望，思想迷茫，伴着青春期无尽的难过与懊恼，没事干的时分，就拿写作“撒气”。

　　幸亏，那是一个舒婷北岛盛行的年代，小镇虽小，喜欢文学的人不少。我遇到了滴翠文学社，并有幸成为首批会员，找到了心灵安放之所。

　　如今回想起来，那时分对文学的追求就像打了鸡血一样。经常完毕了一天的繁重休息，步行五六公里去找乡村教员王新觉他们，觅个小店，一壶老酒，几碟小菜，谈诗论文，夜半而归。邓丽君翻唱的《星》中的那句歌词“星夜绚烂，伴我夜行给我影……寻梦而去，哪怕走坎坷险径”用来描述那时的我们再贴切不过了。

　　正是对文学的孜孜以求，再加受骗时厂里有人以为我游手好闲，我愈加向往里面的世界，索性来了个不辞而别，在社会上闲逛了6年，干过业务员、推销员、管理过工厂车间，但没有丢下写作。1995年，重庆日报社兴办《重庆晨报》，面向社会采取合同制招聘，不需求调动。我考进这家单位任务至今，先做了3年的副刊编辑，后做文明记者。这些年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有滴翠文学社给我打下的底色，它让我荒芜的青春长出绿草，让我的人生理想开花后果。

　　去年12月30日，青木关镇举行滴翠文学社成立30周年座谈会，我在会间往微信冤家圈发了一下，几位冤家的回复让人心生慨叹。其中一位冤家写道：真是一个理想主义飞扬的年代，少量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在田间地头劳作之余笔耕不辍，把希望都凝聚在8分钱的邮票上。

　　正是在这场座谈会上，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辛华提出赞助滴翠文学社5万元。沙坪坝区委也不甘落后，区委宣传部长陶世祥当即表态：解囊10万元，专项支持青木关文明建立。

　　更让李炼快乐的是，在这场座谈会上，又有10名新会员参加，他们两头不只有70后，还有80后、90后。

　　源头有死水，清泉永滴翠。

(责编：秦洁、张)